中国的就业问题如此的严重,从哪些方面可以缓解就业难

中国的就业问题如此的严重,从哪些方面可以缓解就业难

聚焦中国就业问题 当前就业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不容乐观的。概括起来就是挑战性、竞争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等特点并存。就业问题各国都有，这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问题就更加的复杂多样了。 近几年来，我国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其主要体现在下面多个方面： 一、我国近几年来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的总量过大，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首先，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较大的农业大国，旧时代由于我国政府意识薄弱，没有正确把握好人口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导致我国人口在没有任何抑制因素的环境下迅猛地增长。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刚成立后，发表过这样的说话：“我们国家是一个新兴发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经济还是科技上，我们都比发达国家诸如美国、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落后一大节。这不是因为我们头脑不如人家，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优秀，我们需要解决的仅仅是人数问题，只要我们人多了，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人多力量大嘛！”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这席话，中国政府为了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中去，便对人口增长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任由全国各地的人口肆意扩张而不实行任何节制政策。于是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空有的人口增长率。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就从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拥有世界最大人口数的民族，其惊人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历史空前绝后的，是全世界人都为之而叹的。如今中国人口数量依旧还在增长，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4多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此时的中国政府才真正地意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可是这似乎已经晚了，毕竟人口问题已经阻碍经济发展几十年，让我们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最近的一次国家人口统计局的调查研究，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第二是失业人员不断增加。200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一路小跑，由2000年末的595万人增加到681万人，失业率也由3.1%提高到3.6%。2002年上半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进一步增加到733万人，失业率提高到3.8%。根据用德尔菲（Delphi）法对50名专家进行的调查结果，中国城镇失业率近一两年还要增加1—2个百分点。第三是下岗职工数量仍然较多。2001年末，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已经达到为515万人。第四是“十五”期间新生劳动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由于人口出生高峰的原因，“十五”期间新达到劳动年龄的新生劳动力较“九五”平均每年增加290万人，五年累计达1450万人。最后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压力仍然很大。目前有1.5亿左右的富余劳动力有待从农村转移出来。据此我国劳动部门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和退役军人约300万。目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有60万人，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约 400万，今后3年国企实施政策性破产还需安置360万人，辅业改制 约有300万职工需要分流安置。 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新增加的就业岗位相对减少。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加上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少，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在相对减少。突出的表现是就业弹性偏低。20世纪90年代平均就业弹性为0.1左右（即国民经济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1个百分点），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尽管中国保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水平，20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实际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平均只有700万个左右，为20世纪80年代的1/3。这一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明显的表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62个城市劳动力市场2002年第2季度职业供求信息表明，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100名求职者只有74个就业岗位。此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和自主用工权扩大，大量富余人员不断向社会释放，也能致使我国就业岗位明显减少，就业弹性系数明显偏低。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和城镇企业富余人员释放所抵消。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从1991年到1997年7年间，经济增长有4年在两位数，最低的1997年也为8.8%。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进一步重视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提高就业弹性系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退休人员还可以腾出一部分岗位。据“五普”资料，今年达到退出劳动年龄人口为43.52万人，其中从业人员约为33万。按城镇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4%计算，城镇从业人员退出的约为8万人。据各地抽样调查，退出人员中有30%返聘，即2.4万人左右。城镇实际退休而腾出岗位人员大约为5.6万人左右。而农村从业人员达到退休年龄就退出劳动岗位则很少，一部分在比较有规模的企业中从业的人员会退出劳动岗位，这部分人员估计在10%—15%之间，即可腾岗2.4万—3.6万个劳动岗位。总数大约可腾出8万—10万个岗位。 三、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会增加结构性失业。从长期看，加入WTO能够使中国对外贸易享受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有利于发挥中国劳动密集行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但在入世的初期，面对入世后有限过渡期的压力，为抵御外资及其产品的冲击，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必然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进行资产重组、减员增效，甚至破产，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人员增加。减少就业机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机械、冶金、石化、粮油加工、电子通讯设备等行业。另一方面，处于摸索阶段的中国外贸企业不可能马上在出口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对外贸易以及小企业的发展增加的就业机会，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形成规模，相反，富有经验的国外跨国公司及其资本、货物、服务进入中国的份额会增大，近期对外贸易产生的转移效应会大于出口的创造效应，从而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 第一、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我党“三个代表”的具体表现，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就业问题要清醒认识到，就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切身群众利益的头等大事。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实现了就业，才能够扩大我党的群众基础，进而形成先进的文化，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站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就业问题，国民经济发展要转到以创造就业为核心上来，宏观经济政策要调整到以创造就业为目标，在制订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时，要考虑能够更多地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的政策要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共同规划、一并部署。这样，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才能够更多地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结合，增加就业岗位。另外，适时制定《促进就业法》，促进增加就业岗位的政策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稳定化的轨道，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正确处理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放城市劳动力市场，消除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 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的需要；其次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再者是实现公民合法权益、保证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解决下岗职工问题的重点仍然在两个方面：一是解决补偿问题；二是实现再就业。 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来说，要对下岗职工进行梳理分类，区别对待，总的来说应采取“养一批，保一批，扶一批，向市场上推一批”的分类处理办法。对那些已接近退休年龄的下岗职工用企业内退或其他方式养起来；对那些离退休年龄尚远而就业特困的人员，用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社区雇用、政府补贴等多种保护性措施使其实现再就业；对一般的中年龄段的下岗职工采取多种形式的就业扶持政策，包括鼓励他们自谋职业，搞个体经营，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职工实行税费优惠，并在经营场地、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等；而对那些年龄较轻的下岗职工则实行市场就业的办法。 解决中老龄下岗职工的养老保险接续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大部分下岗职工就会消除后顾之忧，降低就业要求和工资预期，心甘情愿地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从而也从根本上减轻了政府和企业的负担。这是一代人的特殊问题，应采取多种办法加以解决。 要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城市就业援助体系，包括设立专项就业援助基金；建立针对困难群体的职介服务和培训制度；建立创业培训体系和小额信贷及担保制度；建立系统的针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优惠政策体系，如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社会保险费用减免、工资补贴、政府订货等。 ,